■ 本报记者 林晓晖 通讯员 盛灿灿
蒋风已经一百岁了。
安静的病房里，时间的流逝似乎都停止了。老人佝偻着背，眼睛凑得极近，几乎要贴上摊开的书页。一只陪伴他许久的长柄放大镜，此刻也稍显“力不从心”。“它都帮不上大忙咯。”他抬起头，乐呵呵地说。
这里俨然是一间“书房”。床沿、床头柜、窗台，都成了临时的书架，厚重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色彩跳跃的童话书和绘本叠放在一起。
相比于身体的迟缓，说起话来，蒋风依旧中气十足，条理清晰，思维活跃。得知记者要来，他换上熨帖的衬衣，领口挺括，透着读书人的风骨。这份执着，也贯穿了他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的事业。
蒋风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在浙江师范大学首开全国高校儿童文学硕士培养先河，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馆……曾经长期“荒芜”的中国儿童文学，在他的耕耘下有了坚实的学术根基。
横跨一个世纪，太多事物在变迁，可蒋风身上有很多始终不变的东西——他还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勤恳钻研，聊起儿童文学，有说不完的话。过几天，一年一度的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又要开办，他坚持视频连线，一字一字准备讲稿，见到那些热爱童心世界的面孔，他感到兴奋和期待。
展开剩余88%一个人的“光荣荆棘路”
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蒋风也几乎没有休息。
他仍在修订自己的研究著作。时代在变，理论也需要更新。前几年，91岁高龄的蒋风申报了《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修订本）的课题，这是儿童文学研究第一次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300多万字的篇幅，历经五年多的编撰、修订与校对，它是我国目前出版的第一部，也是资料最齐全、内容最丰富的儿童文学研究大型工具书。
如此高龄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超乎常人想象。
“这本书是我的孩子，我希望它更加完美。补充内容数量很多，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课题。”蒋风顿了顿，“我不是想逞英雄，只是，我不做，可能就没人做了。”
他有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这份使命，深植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艰难的起点，支撑着他近乎执拗的坚持。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在社会普遍认知里，儿童文学不过是“小猫小狗叫”的“小儿科”。
1978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首届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上，专家们疾呼：必须尽快改变儿童读物匮乏的现状，高校必须恢复儿童文学课并招收研究生！参会的蒋风心潮澎湃。
参会归来，蒋风立刻向浙江师院领导力陈开设儿童文学课的必要性。当时，一无人力、二无资金、三无设备，他独自扛起了恢复开设儿童文学课的重担。浙江师院由此成为新时期全国首个重启该课程的高校。
刚起步的蒋风，是彻头彻尾的“光杆司令”。
在全国“招兵买马”时，他看中了云南教育学院的老师韦苇，欣赏其文笔和外语能力。为了促成调动，蒋风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向省教育厅说明情况。经过两年的努力，韦苇终于调入。
“把我从西南边陲招募到浙江，在当时，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如今想起，韦苇仍佩服蒋风对儿童文学的热忱和决心。
“儿童文学不是‘小儿科’，而是‘种太阳’的事业！它影响着孩子的心灵，塑造着人类的未来。”蒋风用坚定的语气告诉所有人。
1982年，蒋风专著《儿童文学概论》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系统性的儿童文学专著。
“孩子是人类的未来，儿童文学是他们最早的教科书。”
蒋风认为，耙梳和构建起儿童文学的理论框架，是儿童文学走向真正独立学科的必由之路。
这条路，正如安徒生所形容，充满“光荣与荆棘”。光荣，在于其塑造未来的深远意义；荆棘，则因为拓荒一个从零开始的学科，注定是一场漫长、艰辛的跋涉。
1995年，蒋风已经离休，再次以一人之力创办《中国儿童文学信息报》。这份季刊，每期印刷3500份，无偿寄送给世界各地的华文儿童文学研究者。
从组稿、选稿、设计版面、校对、送印，到一份份仔细装入信封，再跑邮局寄出，他事必躬亲。唯一的经费来源是他的离休金，仅有的帮手是他的妻子卢德芳和几位热心的研究生。
经年累月的伏案工作，严重透支了蒋风的健康。
他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管狭窄，曾经步履矫健的老小伙，如今去哪儿都离不开助行车。后来，他安了心脏起搏器，带状疱疹又损害了他的视力，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他说白天工作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一到晚上其实非常难受。”妻子卢德芳说。
蒋风家里的地板上，有两道明显的印痕，在他长期伏案的书桌下，还有两个深深的脚窝。卢德芳告诉我，这是因为蒋风工作的时间和路线非常固定，几乎“不挪窝”。
印痕的起点是蒋风的卧室，穿过客厅，一直延伸进书房。这是助行车的轮子天长日久地在地板上留下的，也是蒋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行进的轨迹。
一片儿童文学的“森林”
给学生们的作品写序言，是蒋风最开心的事。
看着一个个学生成长，出成果，儿童文学事业从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蒋风相信，只有越来越多人投身其中，儿童文学带来的那些细微却深远的改变，才能真正发生。
许多年前，一位金华的小学老师找到蒋风。她热爱儿童文学创作，不追求正式的硕士学位，只想学点实在的理论，创作上能得到指点就满足了。
这番话像颗种子，落在蒋风心里，让他坚定了要办一所不一样“大学”的念头：不看国籍、年龄、职业，只要真心喜欢儿童文学，都能来学。
于是，1994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在金华成立，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举办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
30多年来，这所“不收费的大学”招收了1500多名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学生里，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70多岁的长者，更多的是中青年。他们是作家、编辑、记者，是幼儿园、中小学或大学老师，来自各行各业。
知名童话作家汤汤，成为作家前，是武义县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2003年，汤汤参加了在武义的讲习班。“就因为听了那几天的课，我对儿童文学一下子着了迷。”汤汤回忆说，“心里那股劲儿压都压不住，就想着以后课余时间写童话，念给班上的孩子们听。”这成了她童话路的起点。
更广泛的人群被吸引进儿童文学的天地。蒋风播撒的种子，已悄然长成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
这里，不仅走出了汤汤这样的新生代作家，2022年，讲习班的6位学员同时加入中国作协，还有大批的乡村教师把儿童文学理论运用到了课堂教学。这片森林的绿意，更延伸至国门之外。
一次偶然，蒋风在国外刊物上看到日本儿童文学著名学者鸟越信的名字，主动去信联系。鸟越信的回信，开启了一段深厚的学术友谊。
后来蒋风赴日参加国际会议，在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做研究，乃至归国后筹建中国首个国际儿童文学馆，都得到鸟越信倾力相助。蒋风也邀请鸟越信前来讲学。“当时经费困难，开不出讲课费。”蒋风说起，仍感念学术情谊的纯粹，“鸟越信先生得知后，主动提出分文不取。”
2011年，蒋风凭借其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荣获第13届国际格林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这是儿童文学领域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评委会在颁奖词中郑重评价：“他以毕生精力搭建起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框架，其创办国际儿童文学馆、推动学科建设等创新举措，填补了该学科在中国的多项空白，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真正跻身世界前列。”
他是公认的大学者，有大智慧。可蒋风心里，自己就是个普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
蒋风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慕名请教的人络绎不绝，但他总能及时回复。他习惯手写信，给予详尽的解答。
一次，一位“徒孙”向他请教其早年著作中的一个观点，很快收到了蒋风的亲笔回信。信中，溯源、引例，严谨细致。言辞间，完全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后辈视作平等的交流者。
“当年写的文字，科学性与系统性都是很不够的，仅仅是探索而已。”他因为没能完全帮上忙还有些内疚，“我因年老眼花，未能帮你作更科学的考证，实感抱歉，请原谅。”他恳切地写道。
一颗不泯的童心
“花红了，草绿了/莺儿站在树梢头，唱着迎春的曲调/啊！原来春天来了/小朋友！/切莫把春光辜负了！”
1936年，少年蒋风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第一首儿童诗《春天来了》。80多年后，一位学生从旧书堆里找出这首诗，复印给他。百岁老人摩挲着纸页，轻轻念出声。
儿童文学深深滋养了蒋风的性格。他天真、浪漫，期颐之年，岁月也没有销蚀他骨子里散发的这股童真。
今年春节，家人给他下载了“豆包”。老人兴致勃勃，对着手机接连抛出问题：“你了解蒋风吗？”“蒋风今年100多岁了，还能做些什么？”“蒋风有什么不足之处？”他想看看，这个智能体能否映照出他对自己人生的思考。
幼年时，不识字的母亲常常吟诵朗朗上口的古诗，小学老师每周安排故事课，蒋风仍然记着那些温柔的诵读声和发亮的眼睛。
让蒋风下决心走上儿童文学道路的，是1947年《申报》上的一则新闻。3个孩子受荒诞儿童读物的迷惑，去峨眉山“修仙”，最后跳崖身亡。这条剪报消息，他至今保存着。
“这些荒诞的书对孩子的伤害多大啊！”蒋风十分感慨，那个年代，真正的少儿读物是奇缺的。
那么，真正的儿童文学该是什么模样？
“应如溪水般自然流淌，纯净无碍。”蒋风常常自比为“花瓣上的雨露”，一颗小小的水珠，晶莹、纯洁，给世界增添一丝美好。
对儿童文学创作，他总结出三个朴素的准则：有益、有趣、有味。“孩子们没兴趣的书，看不下去；有害的书，会伤人；唯有那些蕴含生命力的文字，才能滋养心灵。”
谈到儿童诗的语言，蒋风把手捏成一个拳头，在我面前用力扬了扬：“要像一颗小炸弹，蕴藏爆发力和感染力；更要像一颗种子，孕育着开花结果的生命！”
不分年龄，没有国界，好的儿童文学能打动所有人。它能擦亮人们感知世界的眼睛，唤醒人们对身边人、一草一木乃至整个世界的温柔与爱意。
蒋风笃信这种力量。这些年，他发起了“私人藏书公益化”的阅读活动。他将自己半个多世纪积累的1万多册儿童读物、珍贵研究资料，以及与国内外著名作家的往来信件，悉数捐赠。
像孩子一样，蒋风有着做不完的梦。“这些梦想几乎都与儿童文学有关。”他的皱纹刻满额头，眼神却清澈如初。
人会老去，但一颗浸润在儿童文学里的心——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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