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的时候，百无聊赖，打开手机，突然接收到王首富被限高的消息，一时惊讶到无语。想想我躺在银行卡上的那四位数字，突然又有了某种阿Q式的底气。或许往后余生，我还能给孙子们吹吹牛皮：“想当年，我也是阔过的，至少某个瞬间比首富阔过”。
不过，玩笑归玩笑，看看首富因为区区1.86亿元债务而被下达限高令，我还是充满了好奇与不解。据了解，此次王首富的限高措施源于一起强制执行案件，此前万达集团及旗下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已因同一案件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而被限制高消费后，意味着以后，王健林及万达集团相关人员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也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高消费场所消费，以及不得购买不动产或高档装修房屋。
我比较好奇的是，限高的另外一条：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因为王思聪“国民老公”的名声在外让我早就充满羡慕嫉妒恨的原因。所以，我异常关切王思聪的未来。
我从网上查了一下信息，发现“国民老公”这一称号最早出现在2010年代中期。其时，作为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含着“金汤匙”出生，曾被王健林公开表示“给他5亿元练手”。而“一个小目标”的话梗也大约来自这个时期。当然，王思聪不仅仅是身份特殊，其性格也是让人“莫衷一是”。他对娱乐圈的频繁点评，对社会热点的犀利言辞，让他的粉丝一度达到2000万级别。
展开剩余80%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其“练手”的的项目虽偶有斩获，但似乎并没有其贵公子的身份更引人瞩目。
此番王健林限高，对王思聪的未来冲击如何，我不敢做判断，也不敢过多设想。但是，本号定位历史，所以我仍然试图从历史上，来找一些答案。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启示即可。
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净资产”统计，因此，我们将所谓“首富”定义为在特定时期财富规模、影响力或官方记载中最为显赫的商人。
中国商圣“陶朱公”范蠡
急流勇退，不与权力争锋，得以善终
春秋时期，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急流勇退，三次经商成巨富，又三次散尽家财。史载其子孙继续经商，但未再显赫。因主动隐退、不涉政治，家族得以保全，成为罕见善终案例。
“奇货可居”的政治商人吕不韦
深度绑定皇权，一旦失势，满盘皆输
战国时期，吕不韦原为大商人，投资秦公子异人（后为秦庄襄王），官至秦国丞相，富可敌国。有野史称其与赵姬（秦始皇母）私通，甚至传言秦始皇为其子，但无确证。秦始皇亲政后，吕不韦被罢相，流放蜀地，饮鸩自尽。其后，吕不韦家族被清算，门客被驱逐，子女未见于史册，极可能被株连。
西汉首富邓通
财富源于皇权恩赐，亦可被皇权瞬间剥夺
邓通是汉文帝宠臣，获赐蜀郡铜山，可自铸钱币，“富甲天下”。大家如果不记得这个人，可以回去看一遍《水浒传》王婆与西门庆的对话，内容很是丰富。
汉景帝即位后，以“盗铸”罪名将邓通抄家，邓通饿死街头。史书未载其子女，推测家破人亡，后代湮没无闻。
斗富狂人石崇
炫富招祸，卷入政争，灭门之灾
石崇在西晋时任荆州刺史时劫掠商旅致富，与王恺斗富，以蜡烛当柴，用锦缎作屏风，奢靡无度。后来，石崇因卷入八王之乱，被赵王司马伦所杀。全家被抄斩，子女无一幸免。
“资巨万万，田产遍天下”沈万三
皇权不容挑战，商人再富亦是“待宰羔羊”
民间传说中，沈万三为“明朝首富”，资助朱元璋修南京城墙。因“犒赏三军”触怒朱元璋，被流放云南，家产充公。其子沈茂、沈旺等被充军或流放，家族彻底衰落。有后人迁居海外（如贵州、东南亚），但再无显赫者。
“红顶商人”胡雪岩
依附官僚体系，政争失败即倾家荡产
胡雪岩是晚清官商结合的典范，任布政使衔，创办阜康钱庄，资产超2000万两白银。因左宗棠失势，遭李鸿章派系打压，钱庄挤兑倒闭，三年内破产。胡雪岩本人郁郁而终，子女散居各地，多改名换姓，从事小商贩等普通职业。其孙胡祖荫曾回忆：“家中连饭都吃不上”。
“中国商父”盛宣怀
国际化布局，低调延续
盛宣怀创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等，掌控国家经济命脉。虽在清亡后失势，但因布局多元、子女留学海外，家族未遭清算。其子盛恩颐（“盛老四”）挥霍无度，败光家产，晚年靠女儿接济；其他子女如盛静颐等移居海外，后代多为学者、医生，低调延续。当然，盛宣怀的后人种也有狠人，大家可以看看近些年此姓氏被下狱的人就可以。
“面粉大王”荣氏家族
主动融入新体制，家族长青
中国最大民族资本家，毛泽东称“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毅仁（荣德生之子）建国后将企业公私合营，后任国家副主席；后代如荣智健（中信泰富主席）成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富豪；家族跨越政商两界，延续百年辉煌。
当然，关于荣氏家族，前段时间也有一些新闻，所以，大家可以自我搜索，不敢做出解读，见谅。
财富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与权力的相处之道
整体上，中国历史上首富及其子女命运，其实无非三种：灭门抄家，如卷入政治斗争，触怒皇权的吕不韦、石崇、沈万三；迅速衰败，如财富依赖单一权力或挥霍无度的邓通、胡雪岩、盛恩颐；低调延续，急流勇退、顺应时势的范蠡、荣氏家族等。
可以想见的是，今日中国富豪虽处法治社会，但仍面临很多不确定的政策风险、舆论与监管压力。在中国，财富的可持续性从不取决于金钱本身，而取决于与权力的相处之道。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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